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20日在深圳隆重召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王建军等先后发表主题演讲。
会上都提出了哪些真知灼见呢？
艾学峰：在科技金融融合等方面拿出真招、实招
深圳市副市长艾学峰会上致辞时表示，四十年来，在一行两会等中央部委和社会各界的指导支持下，深圳积极发挥金融改革试验田作用，金融业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深圳先行示范区意见》发布以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等一批资本市场重大改革项目陆续落地实施，进一步助力深圳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跨越式发展。
接下来深圳市将认真吸纳本届峰会凝聚的智慧成果，充分运用深圳先行示范区和综合改革试点等重大政策机遇，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等方面拿出真招、实招，让更多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努力在全国金融改革创新中走在前列。
尚福林：充分认识“双循环”新格局对对资本市场新的更高要求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在会上表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要要充分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更好满足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一） 需要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将储蓄转化为资本的能力。新发展格局下，增强国内循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释放实体经济潜能，重要一环就是要增加自身资本积累。一是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本。优化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二是更好发挥财富管理功能。健康的资本市场在增加资本供给的同时，也具备财富效应。要让广大投资者能够分享到经济转型升级、企业成长发展中释放的红利，增加财产性收入。
（二） 需要资本市场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促进创新的能力。一方面，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紧密融合。另一方面，创新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需要以资本为纽带，引导和支持生产要素向创新型企业倾斜。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的独特作用，弥补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加快创新资本形成，提高创新水平。
（三） 需要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市场价值发现功能。一是提高金融资产定价有效性。让市场机制发挥更重要作用，形成合理资产定价，提高直接融资吸引力，让更多拥有核心技术、具备创新能力的行业领先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中脱颖而出。二是完善市场筛选机制。促进市场公平良性竞争，通过持续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机制安排，淘汰低效供给，出清落后产能，实现市场机制的自我运行调节。三是与国际资本更有效对接，最终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水平。
楼继伟：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发展
楼继伟就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谈了对于市场八个方面的思考和建议。
第一，金融乱象对国内大循环的危害。
2016年前短短数年，我国资本市场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大型商业银行均控有保险公司，也纷纷开办证券公司，办有理财业务，并利用网点优势销售关联甚至其他机构的保险和资管产品，还入局PE和VC行业；保险公司热衷于控制商业银行，某些治理结构不良的保险公司更是借此，为其循环注资、庞氏融资提供便利。商业银行绕过拨备覆盖率、风险准备计提以及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监管，将大量资金出表，开展委外业务，通过“通道”、“资金池”的方式形成“银行的影子”，进一步放大了相关行业杠杆水平，积聚了风险；P2P泛滥，风险事件频发。银行同业拆借早已不是头寸调剂，拆借的范围也超出了同业。实体经济没有足够的收益，资金被抽入金融行业，高杠杆、高风险、高利润运营，金融行业的利润，比其他所有行业的利润总合都多，带动实体经济利率大幅抬升，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严重影响双循环发展，特别是国内大循环。
第二，金融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
第三，去杠杆，治理乱象的方向不能动摇。
今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再次提高，大约比去年底提高了20个百分点，达到260%以上，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变化。今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我国和世界经济都陷入严重的衰退。作为应对措施，我国和世界各国都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阶段性的杠杆率高企。目前我国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非常时期的财政货币政策正在考虑有序退出。宏观杠杆率应稳住，并逐步下降。一是，治理金融乱象虽取得重大成果，但远未成功，“资金池”清理、资产净值化、取消刚兑、高风险机构的排查清理、金融基础设施紊乱等现象，还要继续整治。二是，美国、欧洲等主要国家宏观政策的外溢性明显，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加大，而我国正加大金融开放，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
第四，混业经营不是方向，要向分业转型。
与分业经营相比，直观上混业经营有利于节约经营成本，但也更容易蕴藏和传递风险，导致金融风险问题愈演愈烈，对国民经济带来了较大系统性风险。同时，混业经营要真正控制住风险传染，要求金融监管从分业监管转为精细的网格化管控，进行更为严格的合规监管，不仅难度较大，甚至需要深入到金融业经营的内部，大幅增加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综合考虑，混业经营规范运行之后，从金融机构微观角度看并不一定节约经营成本。从治理乱象所采取的措施看，是在削弱混业，要进一步向分业转型。从国民经济整体角度看，金融业分业经营，能够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五，相对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是短板。
2015年股票市场经历了大股灾，在此之后，股票市场的改革加快。科创板注册制、净值型证券基金、强化退市制度、规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加大股票欺诈处罚力度等措施相继出台，当然需要改革的内容还有很多。相比较而言，债券市场改革已经落后。今年以来，债券违约事件频频发生，特别是大型国企违约事件更是影响相关地区国企和政府的公信力。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市场分割，发行和监管不统一。发行的审查有证监会、人民银行、发改委，多头管理。特别是银行间市场早已不是银行间融通资金的定位，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都可以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上市债券，包括中期票据。其次，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分割，同债不同价。这种分割状态，会导致为争取市场份额而放松标准。7月份，央行和证监会决定同意两个市场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这是可喜的变化，建议尽快落地。还有，银行间市场债券多为银行大量持有，商业银行既承销又持有，市场流通性差，一旦出现债务违约，商业银行受损。债券市场的问题还有很多，解决的基础性条件是发行标准、交易流通、监管机制的统一。按照《证券法》，市场应是交易所市场，监管机构应是证监会。银行间市场回归同业拆借市场的本位，信用债应全部退出，利率债（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可在两个市场同时交易，结算要打通，既方便银行间抵押融资，又促成两个市场同债同价。基础性的问题解决后，债券市场改革的内容还有很多，要问题和目标导向加快推进，不然会是下一个风险集中爆发点。
第六，要防止数据金融平台大而不能倒。
数据金融平台在我国发展很快，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主要是根据搜集的数据分析借款方的风险特征，提供给贷款银行，帮助其获客和做出风险评估。这有利于补充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对小微企业服务能力。但也有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有的专家已指出平台资本加杠杆，共贷份额小以致于风险留存不足，2C和2B的比例不当，数据所有权问题等，如果需要解决可以定出规范。另一个重要的风险是，如果单一数据金融平台占有的市场份额过大，它“爬”出的数据真实性，以及风险评估模型的偏差，会导致大量的信贷坏账。例如，某平台短短几年已同数十家银行合作，形成数万亿贷款。可以限制与单一平台合作的银行数量，比如不超10~15家。同时，按同样条件让多家平台做类似业务，形成竞争。有比较也便于监管，并在效率和风险之间做出平衡，防止赢者通吃“大而不能倒”，埋下系统性风险隐患。正如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的，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第七，宏观审慎监管要面向事前、事中。
最近对某数据金融平台约谈和暂停上市，实际上是防范系统性风险于事前、事中，这是核心点，如果系统性风险已经爆发，政府不得不救，则纳税人恐会损失。这方面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美国履行宏观审慎管理的是“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由财长做主席，成员是各监管机构，委员会定期开会，分析各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决策之后，由该领域监管机构“排雷”，并向委员会报告。在财政部设有专门的团队，汇集各监管机构信息和市场变化，用模型辅助分析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交由委员会讨论。通过这种办法把系统性风险止于事前、事中。财长做主席的原因，是其更适于代表纳税人的利益，保护纳税人是其职责之所在。我国缺乏将多领域风险集中分析，解决在事前、事中的机制。
第八，系统性风险处理要以纳税人利益为上。
按目前的制度性安排，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但显然没有做到防范于事前、事中。例如据公开报道包商银行破产案，再贷款和存保基金投入了1700亿元用于救助。实际上是冲减了应上交中央财政的“铸币税”。通俗地说，发钞产生“铸币税”，实际上不准确。财务分析上是，只要央行资产负债表存在，资产方收益必须大于负债方成本，其差额就是“铸币税”。它在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时增加，在紧缩时减少，但总是存在。在其中扣除央行预算支出，净“铸币税”应交中央财政，统一编入预算，交全国人大批准，并将全部预算向社会公开。1700亿再贷款如果损失，就会冲减资产方收益，纳税人受损。因此，央行是最后贷款人，并不是最后损失承担人。要以纳税人利益为上，选择一个破产重组方案，尽量追回贪污、挪用、坏账损失，并追责，把纳税人当期损失减为最小，被救机构应当留有国家股权，可为可转优先股，以便在经营转好时变现退出。但无论如何再贷款本利可能难以全部收回，纳税人受损，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赤字。包商银行在治理结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等核心问题上早就存在严重问题，视而不管，风险爆发。因此，把问题止于事前、事中最为重要。我是明确反对“赤字货币化”的，即财政赤字通过向央行透支或向央行直接发债加以弥补。但是用再贷款救助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损失冲减应交由中央财政的利润，造成财政赤字扩大，成为“货币赤字化”，我更加反对。后者操作不透明，缺少全国人大和社会监督，隐含道德风险。其实恒丰银行破产重组的情况也类似，纳税人负担了当期损失，唯一的希望是新进入的国有股权今后有较好收益。在继续去杠杆，处理潜在风险过程中，类似的情况还可能发生，不得不提出来，请大家注意。
楼继伟表示，以上是资本市场八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建议，供大家特别是政府部门参考，助推问题解决，使资本市场发展更为健康高效，助力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曹宇：构建新发展格局资本市场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在会上从银行业、保险业的角度就更好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谈了六点看法。
一、 构建新发展格局，资本市场将发挥更大作用。随着经济结构向高新产业转型升级，市场主体在资本偏好、期限要求、风险表现、试错容忍度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日益多元，更需要加快构建风险收益灵活匹配、市场层次丰富多元、资源要素高效流动的金融供给体系。资本市场具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定价灵活、服务多样等特点，更有利于推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和投资者差异化的投融资需求，发挥枢纽作用。因此，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既是金融业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战略机遇。
二、 银行业、保险业是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三、 银保监会积极支持银行业、保险业持续参与资本市场建设。我们正在持续推进养老金融发展。着力完善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围绕养老金融长期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特征，采取多种措施，丰富、优化银行业、保险业养老金融产品体系，积极推动长期资金供给，契合资本市场稳健持续发展。
四、 有效管控、隔离风险是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前提。发展好直接融资，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必须坚持分业经营的体制不动摇。要始终筑牢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体系之间的“防火墙”，既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配合，共同发展，又要严控风险交叉传染，避免形成更大的市场震荡。对于资本市场出现的风险，要严格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充分体现资本市场发现风险、共担风险的运行机制。清晰界定市场主体的责任边界，既要突出履职尽责，又要避免越位担责。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将是否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是否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是否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作为衡量标准。规范资本市场的创新行为，维护市场有序、透明、高效运行。
五、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存立之本，发展之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建设的最优先考量。
六、 促进投资者结构优化是资本市场建设的关键一环。资本市场活跃着各类专业投资者，才能形成投资策略多样、风险偏好分层、资金来源均衡的良性运行状态，才能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筛选优质企业、准确定价资产、科学分散风险的功能优势。这需要我们更加重视投资者结构问题，均衡发展机构投资者队伍，充实、拓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源头活水。
王建军：奋力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
深交所理事长王建军在会上表示，回顾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既要看到市场规模、体量这样的硬性业绩，也要看到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软性的贡献，特别是理念、观念上和制度上的贡献。
一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二是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是促进建立完善现代金融体系。
四是有力支持了创新驱动和经济结构调整。
五是推广普及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理念。
三十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在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加速推进，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新三板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基础制度建设等一批重大改革举措相继实施，资本市场功能持续提升，服务、驱动、引领实体经济的能力在逐步增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机遇。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广阔，需要我们资本市场相关各方为之共同奋斗。
深交所将大力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深交所市场功能，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以先行示范的魄力、先行示范的标准、先行示范的担当，奋力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支持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高培勇：如何使中国的减税降费之路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会上表示，在当前中国每当说到减负时，总会不可避免会涉及减税降费这个议题。
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当中，减税降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旗帜之下，以降成本作为目标，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当我们说他不同于以往时，是有一系列的显著标志。
第一， 以往谈论减税降费的时候，一般不会特别提及给谁减税。近几年的减税降费，特别提及是给企业减税降费，给实体经济减税降费，减的是社企税费，这与以往是不同的。
第二， 以往减税降费的时候，都会聚焦所得税的削减，聚焦于涉及所得的收费削减。近几年的减税降费大家可以注意到基本上没涉及企业所得税。减的是什么税和费呢？一个增值税，另外一个是社保费。这两个费和税均发生于企业的成本核算环节，而不是它的利润分配环节，这和以往不同的。
第三，以往实施途径基本都是政策调节，都是有时限的。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减税降费也会自然而然的随之变化。但是近几年的减税降费发现实施途径不是政策调整，而是制度变革。
对于政府而言，减税降费的可持续问题上同样面临三种选择：
第一，给企业减多少税和费，政府就削减多少支出。今年以来削减的力度是空前的，非必须、非重点支出压缩50%以上。现在的问题是哪些是非必须的支出？哪些是非重点的支出？又能把多少支出归入到这个范畴？基数取决于最终压减的幅度，这是不大容易做到的，能够弥补一部分减税降费之后留下来的亏空，但不能解决全部，甚至不能解决大部分。
第二，增列赤字、举借国债。目前总体上是这样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按照减降多少税费变增发多少国债的办法去实施这种减税降费。这会产生两个问题：
1、资源配置格局会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从根本上来讲，不会。因为原来找你收多少税费，现在改为向你借多少债务，这两者之间在实质层面上不会带来资源配置格局的削减和调整。
2、会不会对财政本身的收支造成影响？会的。随着政府举债而添增的利息叠加到政府支出即有的规模上从而会增加企业和个人未来的税费负担。这种办法可以短期或者特殊的条件下用，但不可长期，时间长了如同刚才楼部长所说的具有财政赤字货币化之险，会引发财政风险。
第三，结构性调整。
展望全世界范围内的税费改革之路，结构性调整基本上都是主要现象。因而，要使得中国的减税降费之路具有可持续性，让企业能够长期的获得这种优惠、获得这种支撑，那么逐步的增加直接税。按照五中全会所提及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无疑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因为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不可能一味的减而没有相应的增。
对于深圳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而言，要按照改革的总体部署迈出第一步，从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种改革在前天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有相应的部署。在论及明年重点任务时可以在最后一段找到一句话“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为了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显然必须持续的推进减税降费的进程，为了持续推进减税降费的进程就必须完善减税降费的政策，而减税降费的政策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关键话题就是如何来获得减税降费所需要的支撑财源。
